April 2019

案情简介： 2017年8月，A公司和B公司签订了钢结构施工合同，约定由A公司承包建设B公司位于某地的生产车间的钢结构工程，合同约定由A公司包工包料，并对款项支付进行了明确约定，约定为合同签订后支付30%，进场施工时支付30%，工程施工完毕验收合格后支付35%，其余5%在一年内支付完毕。合同签订后A公司组织人员进场施工，B公司也按合同约定向A公司支付首笔工程款106万元。后2012年2月，A公司、B公司以及第三人C某就该工程签订了一份协议书，约定由C某针对该项目的其余款项承担支付义务，并且A公司向B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书，承诺本工程的工程款由A公司直接与C某对接结算，B公司不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。但C某并未按约定向A公司按时支付工程款，A公司即多次向B公司主张索要剩余工程款1456599元，B公司拒绝支付，后A公司即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决B公司向A公司支付工程款1456599元。 法院判决： 驳回原告A公司的诉讼请求。 责任承担： A公司、B公司以及C某签订的三方协议为合法协议，对三方均具有约束力，而A公司向B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也表示同时该债权债务转移，三方即合意达成一个债权债务转移的关系，B公司作为债务转让方当然不继续承担相应的债务支付义务，并且其实际已脱离原施工合同的关系，由C某代替B公司承担相应责任，因此A公司无权向B公司主张相应的工程款支付责任。

案情简介： 2012年8月，A公司与B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A公司承接B公司位于某地的安置小区的某标段的建设施工工程，合同签订后A公司即转手将该工程的部分工程分包给C公司，但C公司并无施工资质，并且承包方式为包工不包料的形式，分包合同签订后，C公司即组织施工人员进场施工，并依据分包合同的约定按时完成工程，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。分包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为6242699元，在施工工程中因物价上涨，C公司向A公司提出调价，但A公司并未予以同意，C公司仍继续保持施工，在各进度项内一直到完工，A公司共计向C公司支付工程款7092552元，现C公司以物价上涨为由要求A公司再行支付工程款139万元，但A公司未予以同意，因此C公司将A公司诉至人民法院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A公司向原告C公司支付工程款139万元。 法院判决： 判决驳回原告C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。 责任承担： 在C公司将A公司诉至人民法院时，A公司即向法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，请求鉴定案涉工程实际工程量和价款，经A公司申请且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书说明，案涉工程工程量为219103㎡，依据分包合同约定的单价，总工程款应为6359465元，现A公司向C公司共计支付工程款7092552元，早已超出总工程款，A公司当然不会再行支付工程款。

案情简介：    2012年9月C公司从某地建设单位签订了某工程的承建合同书，后委托A公司全权承建该工程，A公司经工商行政部门依法核实批准后设立了某地开发项目部，但实际上该项目部并不具备法人资格，其所作的法律行为的后果由A公司承担，项目部设立后与B公司就某工程的建设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书，该工程中包括的项目包括办公楼、资料室、食堂等区域建设，合同约定的价款为3419万元，采用可调价格，但调整范围不得超过决算价格。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工程款支付的约定为：工程竣工结算后，由A公司支付至工程款总价的90%，扣留的10%中7%作为土建质保金，保修期满后支付；3%作为工程质保金，质保期满后支付。合同签订后B公司即组织人员进场施工，但是实际施工过程中，合同约定的工程中有部分为A公司委托其他单位施工，后工程于2015年竣工验收合格，B公司按合同约定向A公司提交了结算资料，A公司一直未与建设单位办理相关手续，现早已过合同约定的28天竣工结算时间和质保期，根据合同的相关约定，A公司应当向B公司支付全部工程款，但实际上A公司仅支付2462万元工程款。后经B公司多次催要，由B公司项目经理D某、C公司签订会商纪要其中付款义务人为C公司盖章，但D某作为B公司项目经理无权代表B公司对外签订公司财务和工程结算。因此B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A公司向原告B公司支付工程款957万元及至付清之日止的工程款拖欠利息（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）。 法院判决： 判决被告A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A公司支付工程款957万元及至付清之日止的工程款拖欠利息（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）。 责任承担： 《会议纪要》的主体方为B公司项目经理D某和C公司，其中D某无权代表B公司进行财务和工程结算，C公司虽然与A公司为“兄弟公司”但其与A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，是不同的民事主体，而A公司称C公司即A公司是一样的说法不符合法律的规定，当然不予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