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程款项纠纷

案情简介： 2014年8月11日，A公司与B公司某项目部签订了一份某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，合同约定B公司某项目部分委托A公司进行施工，并对工程范围，工程价款，质保期等进行了明确约定。合同签订后，A公司即组织工人入场施工，并按合同约定的日期按时完成工程，但在施工过程中，B公司仅支付了750000工程款，还余3250000元工程款未支付，后A公司多次向B公司发函索要工程款，B公司均以项目部为项目经理负责制，不由B公司负责，不应当由B公司支付该部分该工程款，因此拒绝支付，无奈A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B公司向原告A公司支付工程款3250000元及逾期支付利息。 法院判决： 判决被告B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A公司支付工程款3250000元及逾期利息（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利率计算）。 责任承担： 本案中被告B公司为其项目部的设立人，依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项目部非独立法人，没有法人资格，因此无法对外承担相应责任，因此应当由其设立人即B公司承受其权利义务，因此应当由B公司向A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。

案情简介：    2016年9月，A某和B公司签订了《水电工程安装分包合同》，合同约定了价款方式为固定单价，工期为190个日历天，并对承包范围进行了明确约定，并且约定B公司负责人为C某，合同签订后A某即组织工人进场施工，并按时于2017年竣工，后2017年8月，A某和B公司签订了水电气消防竣工通知单，C某在通知单上签字，该通知单上的工程的工程量进行了确定。后双方于2018年初签订了结算单，C某作为B公司代表在结算单上签字认可，确认工程款共计2351415.3元。双方确认在施工过程中，B公司共支付工程款1139023元，还余1212392.3元未支付。结算单签订后A某多次向B公司索要工程款，B公司均以消防队检查时消防不合格罚款3万元且工程维修款8万元，共计11万元需要抵扣为由，拒不支付，A某认为消防不合格并非A某所引起的，不予同意抵扣。无奈，A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B公司向原告A某支付工程款1212392.3元。 法院判决： 判决被告B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A某支付工程款1212392.3元。 责任承担： 被告B公司在诉前及诉中均称消防罚款及维修款应当抵扣工程款11万元，但并未向法院提交证据或提起反诉，且该款项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，法院当然不予同意抵扣。

案情简介： 2014年3月，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，约定由A公司承包B公司位于某广场的顶防水基层处理，约定工程价款为固定总价342万元，分三次支付，合同签订后支付预付款50万元，工程竣工验收双方办理结算后支付至全部价款的95%，其余5%作为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退还，质保期为5年，合同签订后A公司于2014年5月进场施工，并于2015年4月竣工验收，由B公司向其出具结算函，表明结算总价为324万元，结算后B公司向A公司支付工程款116万元，剩余141.8万元未支付，但从2015年5月付款后A公司一直没有向B公司主张工程款，后于2018年3月要求B公司支付工程款，B公司认为A公司长时间未向其主张债权已过两年诉讼时效，因此不予支付工程款，所有A公司将B公司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决被告B公司向原告A公司支付工程款141.8万元。 法院判决： 判决驳回原告A公司的诉讼请求。 责任承担： 我国《民法通则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，若超过2年诉讼时效期间债权人主张已过诉讼时效的，法院有权依法驳回诉讼请求。但2017年《民法总则》的出台将诉讼时效修改为3年，若在3年在未主张权利的，对方当事人主张已过诉讼时效的，法院有权依法驳回诉讼请求。本案A公司债权产生时间为2015年4月，诉讼时效期间为2015年4月至2017年4月，在此期间A公司一直未向B公司主张诉讼时效且无证据证明去其在此期间内向B公司主张过债权，B公司表示已过诉讼时效的，法院当然有权依法判决驳回诉讼请求。 知识普及： 若诉讼时效期间开始时间为《民法总则》生效之日前，结束之日为《民法总则》生效之日后的，诉讼时效由2年延长至3年。

案情简介： 2017年8月，A公司和B公司签订了钢结构施工合同，约定由A公司承包建设B公司位于某地的生产车间的钢结构工程，合同约定由A公司包工包料，并对款项支付进行了明确约定，约定为合同签订后支付30%，进场施工时支付30%，工程施工完毕验收合格后支付35%，其余5%在一年内支付完毕。合同签订后A公司组织人员进场施工，B公司也按合同约定向A公司支付首笔工程款106万元。后2012年2月，A公司、B公司以及第三人C某就该工程签订了一份协议书，约定由C某针对该项目的其余款项承担支付义务，并且A公司向B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书，承诺本工程的工程款由A公司直接与C某对接结算，B公司不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。但C某并未按约定向A公司按时支付工程款，A公司即多次向B公司主张索要剩余工程款1456599元，B公司拒绝支付，后A公司即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决B公司向A公司支付工程款1456599元。 法院判决： 驳回原告A公司的诉讼请求。 责任承担： A公司、B公司以及C某签订的三方协议为合法协议，对三方均具有约束力，而A公司向B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也表示同时该债权债务转移，三方即合意达成一个债权债务转移的关系，B公司作为债务转让方当然不继续承担相应的债务支付义务，并且其实际已脱离原施工合同的关系，由C某代替B公司承担相应责任，因此A公司无权向B公司主张相应的工程款支付责任。

案情简介： 2012年8月，A公司与B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A公司承接B公司位于某地的安置小区的某标段的建设施工工程，合同签订后A公司即转手将该工程的部分工程分包给C公司，但C公司并无施工资质，并且承包方式为包工不包料的形式，分包合同签订后，C公司即组织施工人员进场施工，并依据分包合同的约定按时完成工程，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。分包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为6242699元，在施工工程中因物价上涨，C公司向A公司提出调价，但A公司并未予以同意，C公司仍继续保持施工，在各进度项内一直到完工，A公司共计向C公司支付工程款7092552元，现C公司以物价上涨为由要求A公司再行支付工程款139万元，但A公司未予以同意，因此C公司将A公司诉至人民法院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A公司向原告C公司支付工程款139万元。 法院判决： 判决驳回原告C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。 责任承担： 在C公司将A公司诉至人民法院时，A公司即向法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，请求鉴定案涉工程实际工程量和价款，经A公司申请且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书说明，案涉工程工程量为219103㎡，依据分包合同约定的单价，总工程款应为6359465元，现A公司向C公司共计支付工程款7092552元，早已超出总工程款，A公司当然不会再行支付工程款。

案情简介：    2012年9月C公司从某地建设单位签订了某工程的承建合同书，后委托A公司全权承建该工程，A公司经工商行政部门依法核实批准后设立了某地开发项目部，但实际上该项目部并不具备法人资格，其所作的法律行为的后果由A公司承担，项目部设立后与B公司就某工程的建设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书，该工程中包括的项目包括办公楼、资料室、食堂等区域建设，合同约定的价款为3419万元，采用可调价格，但调整范围不得超过决算价格。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工程款支付的约定为：工程竣工结算后，由A公司支付至工程款总价的90%，扣留的10%中7%作为土建质保金，保修期满后支付；3%作为工程质保金，质保期满后支付。合同签订后B公司即组织人员进场施工，但是实际施工过程中，合同约定的工程中有部分为A公司委托其他单位施工，后工程于2015年竣工验收合格，B公司按合同约定向A公司提交了结算资料，A公司一直未与建设单位办理相关手续，现早已过合同约定的28天竣工结算时间和质保期，根据合同的相关约定，A公司应当向B公司支付全部工程款，但实际上A公司仅支付2462万元工程款。后经B公司多次催要，由B公司项目经理D某、C公司签订会商纪要其中付款义务人为C公司盖章，但D某作为B公司项目经理无权代表B公司对外签订公司财务和工程结算。因此B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A公司向原告B公司支付工程款957万元及至付清之日止的工程款拖欠利息（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）。 法院判决： 判决被告A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A公司支付工程款957万元及至付清之日止的工程款拖欠利息（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）。 责任承担： 《会议纪要》的主体方为B公司项目经理D某和C公司，其中D某无权代表B公司进行财务和工程结算，C公司虽然与A公司为“兄弟公司”但其与A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，是不同的民事主体，而A公司称C公司即A公司是一样的说法不符合法律的规定，当然不予支持。

案情简介： 2015年至2017年，A公司与B公司长期达成合作，由A公司在B公司处承揽各类供水辅助工程，3年内A公司在B公司处承揽的一系列合同，A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按时完成工程，并且均已验收合格，后经A公司与B公司多次对账后确认B公司3年来仍欠A公司2525982元工程款。后经A公司多次催要，B公司法定代表人以B公司名义与A公司签订了还款协议，协议约定了还款时间和管辖法院，后A公司多次向B公司催促还款，B公司均以其原来的法定代表人已辞职，其代表B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不应由B公司履行。后无奈A公司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决B公司向A公司支付欠付的工程款2525982元。 法院判决： 判决被告B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A公司支付工程款2525982元。 责任承担： 2017年底B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B公司与A公司签订了还款协议，当时在工商信息上该法定代表人还未变更，在2017年11月时B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向B公司提出了辞职，并已与B公司办理了离职手续，但B公司并未向工商部门提交变更登记申请，导致A公司无法及时认定B公司是否更换法定代表人，因此只能认定其有权代表B公司实施民事行为，虽然B公司法定代表人离职为事实，但其并不能成为B公司对抗A公司的理由，因为B公司因自身原因没有及时变更法人信息，导致其代表B公司与A公司签订还款协议，A公司作为第三人且为善意第三人当然不能因B公司的原因而致使该还款协议无效。